古希腊神话里说，人类原本是男女同体的，由是尽观《水浒传》，萦绕全篇的是“侠”“义”二字。
对外，梁山英雄以游侠的姿态行走于世间；对内，他们以义尽忠于兄弟。何谓侠？小而言之，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为民除害；大而言之，是“替天行道”的社会担当。
武松曾说过：“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理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便死也不怕。”东溪村“七星小聚义”，设誓劫取生辰纲，便已初见端倪；后来水浒英雄大聚义，反抗官府，击杀害民之贼，攻城掠池，更令“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在风中猎猎招展。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细推治乱兴亡数，尽数阴阳造化功！
水浒群豪为何揭竿而起？为受官府压迫的贫苦百姓，为黎民，为天下苍生！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代帝王的勤政爱民，穿越时空与此交汇。
这就是最博大的侠者情怀，其精髓在于：心系天下，为民请命。
理解了《水浒传》“侠”的思想便更能了解其义的行为，梁山好汉的“义”正是建立在“侠”的基础之上。它不仅意味着兄弟相亲、肝胆相照，更意味着适时的大义灭亲。
正因如此，它不尽相同于《三国演义》中刘关张的义气。刘关张的结义，最初就是建立在为了“破灭黄巾”“上报国家”的基础上，后来也不是尽义于公，尽义于人民，而是尽义于个人，尽义于兄弟。关羽降汉不降曹，“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水浒英雄的义，最初就是建立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基础上，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
正因为梁山义军的“义”包含有这样丰富、深广的社会内容，所以嫉贤妒能的白衣秀士王伦，才被老实人林冲火并。也正因为这种“义”不废于私，不废于个人，所以当李逵听到了宋江有苟且行为的谣言，才“气作一团，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还“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要砍杀他。
中国人素来便有这种侠义精神。早在先秦时期，侠义的含义便渐趋丰满。从专诸到豫让，侠义还仅仅停留在知恩图报的范畴，而之后的荆卿作别易水，慷慨赴死，便有着深深的为民请命的意味。
而真正将侠义精神理论化的，恐怕当属墨家。后期墨家两个支派中的一支紧抱墨家思想中侠义的一部分启承转合为新的墨家流派，后世学者把它称为“墨侠”。于此之后，侠义精神便深深熔铸进国人的血肉中，不断流传。
然而当代，我们不少人正在失去这种情怀，这种心系天下的大气。今天的侠义在耳中和口中，不在眼前，人们渴望着“侠”的神人天降，往往又将“侠”的萌芽亲手扼杀。
那么，是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侠义的存在，还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挺身为侠的勇气？然而，当我们明白侠义之精髓并非供世人祭拜的雕像，亦不是皇帝手中的传国玉玺，而是人们心中的内在需要时，侠义又何来灭绝香火一说呢？
只要心中有侠义，胸中有天下，侠义的精神就永远找得到宿主。
